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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二十世纪中国非常话语

  • 作者:余世存    日期:2008-8-15 12:59:52
  •  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,校长曹云祥说:“他是哪国博士?”梁答:“他不学士,也不是博士。”曹又:“他有没有著作?”梁答:“也没有著作。”曹说:“既不是博士,又没有著作,这就难了!”梁先生生气了,说:“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,著作算等身了,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。”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、巴黎大学几位教对陈寅恪先生推誉。曹一听,既然外国人都推崇,就请。

      1930年,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,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,他答道:“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,心中特别向往。我来燕大一看,才发现并非如此。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,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?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。”不久,燕大专门召开会议,决定改M楼为穆楼,S楼为适楼,贝公楼为办公楼,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。钱穆还为园的一个湖取名叫“未名湖”。

     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:“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,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,使在座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,将来治军,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。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,实践斯言。如果做不到,当自杀以谢天下。”后来,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,深感愧对学生,遂写下遗书,真的当众自杀,子弹穿过胸膛,幸而未死。

      梁思成说:“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:家庭组织、生活程度、工作休息,以及烹饪、缝纫、室内的书画陈设、室外的庭院花木,都不与西人相同。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。”

      吕叔湘为人认真,叶至善说,文章经过吕湘的法眼,心里可踏实许多。叶圣陶家无论是谁,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,就忍不住说:“要是吕先生看到了,肯定气得够呛!”吕的一生,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,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。80年代中,吕发现《人民文学》上的错误实在太多,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。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,一本正经向吕叔湘表示谢意,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,竟然也是错误不断,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“吕淑湘”。

     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,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:“在我任职期间,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像您这样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。”1989年布什总统又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:“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,而不是施舍,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。”“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: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,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、有两只劳动的手的、有价值的人。”

      冯友兰高寿,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,当人们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,他却只有“不……着……急”三字奉告。

      有一年,金庸到台湾,跟李敖聊天,特别提到,在他儿子死后,他精研佛学,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。李敖说:“佛经里讲‘七注财’、‘七圣财’、‘七德财’,虽然有点出入,但大体上,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。所谓‘舍离一切,而无染着’,所谓‘随求给施,无所吝惜’,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,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,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?”金庸听了,窘得无以对答。李敖认为,金庸的信佛,是一种“选择法”: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;对他不利的,他就佯装不见。种伪善,自成一家,就叫做“金庸式伪善”。

      蒋梦麟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“三子”:以孔子人,以老子处世,以鬼子办事。鬼子者,洋鬼子也,以科学务实的态做事。

      王运80岁,应袁世凯之邀,出任国史馆馆长,进京途经武汉,段祺瑞来访,请求指点。王说:“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,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,那就一无是处。过去我年富力强,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,现在我老了,无用了,便只好去做官。”

      1941年,蒋介石评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:“我们试看当时谓新文化运动,究竟指的是什么?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,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。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?是不是零星介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?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?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,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?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,毫不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?如果是这样,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,实在是太幼稚,太便宜,而且是太危险了!”蒋介石在“五四”运时正在福建山区闭门读书,对西方、俄国和日本的经济政治学说颇有涉猎,对于新文化运动也不能说毫无感受。他在上文中五个排比的问句,真好似满面戟髯,根根见肉。

      胡适评论道:“京剧太落伍,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,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,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……”黄侃挺身而起道:“适之,适之,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?”

      张慧剑说:“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,此三人者,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艺史——第一千年为屈原,第二千年为李白,第三千年为王国维。”

      张伯苓常讲:“人可以有霉运,但不可有霉相!越是倒霉,越要面净发理,衣整鞋洁,让人一看就有清新、明爽、舒服的感觉,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。”他还编了句顺口溜:“勤梳头勤洗脸,就是倒霉也不显

      张伯苓特别信奉这样的理念:一衣不整,何以拯天下?

      南开另有四十字镜箴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纽必结;头容正,肩容平,胸容宽,背容直。气象勿傲勿暴勿怠,颜色宜和宜宜庄”

      作为大出版家,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。张是纯粹的夫子,搞出版仍关注一个“学”字;王云五不然,他着眼于一个“商”字,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。他自承:“出事业犹如开饭馆,要饭馆出名,必须要有名厨,厨子比老板还重要。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,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。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,书读得博,不一定要专,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。”

      洪深说: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。最好的是牛,喂以草料,分泌牛奶。其次是酒壶,灌以液体,可如数倾出,仅有少许遗留。再次是破碗,盛之以水,若如数倒出,则涓滴不剩。最劣为漏斗,倾以污水,水则流出,渣滓尽留其内。

     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,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。他晚年对舒哲说:“我希望可以,非常希望,我们必须坦诚地谈,因为对我来说,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他曾对友人说,“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。”

     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,一次问他,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,梁回答说:“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。”

      蒋梦麟说:“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,经过许多风潮,发现了一个规律: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,一派是校长,一派是教授,一派是学生,在这三派势力中,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,第三派必然要失败。”

      钱钟书常讲:“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,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。”他清华大学毕业后正是二十来岁,陈福田等人想让钱钟书读清华研究所。钱钟书当时答道:“望眼清华,还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来当我的导师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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